Lot 890

未成交

年代：1940年代初

材质：木板 油画

尺寸：45cm. Diam.

展览

“艺海遗珠：孙宗慰油画展”，2000年12月2日至30日，雅逸艺术中心，台北

出版

《孙宗慰画集》，台北雅逸艺术有限公司，2000年9月30日，第87页
《艺为人生：徐悲鸿的学生们艺术文献集》，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10年11月，第203页
《求其在我：孙宗慰百年绘画作品集》，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2012年7月，第19页

简介

说明：孙宗慰生于江苏常熟，1934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之一，毕业后留校任教。1941年以张大千助手的身份赴敦煌考察，是对敦煌艺术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42年由敦煌回到重庆后，孙宗慰被徐悲鸿聘为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并于1943年与之同赴成都一带写生。1942年到1946年是孙宗慰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一时期，他将西行写生的经验融入创作，先后在重庆多次举办展览，并被选为全国美术会理事。
圆形构图中的历史信息
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八年抗日战争。重庆作为陪都，不仅是政治军事中心，也吸收了大批艺术家和文化团体，成为了当时实质上的文化中心。孙宗慰于1942年到重庆时，战事虽已过半，但仍时时面临日军轰炸的威胁和物资短缺的艰难。于是他就地取材，利用火药桶的圆木盖，绘制了一批独特的圆形构图作品。不过留存下来的数量极少，现存约 十 幅左右，可谓是对这段历史特殊而珍贵的见证。《戴红头巾的妇人》（拍品编号891）和《青花瓷罐与红苹果》（拍品编号890）即是这批作品中的两幅，不同于他蒙藏民族系列所呈现出的异域风情，它们取材于日常生活，生动而温馨。在那样的历史语境之下，绘于火药桶盖上的生活小景与现实中弥漫的硝烟形成了巨大反差，让人更能感受到平凡生活的美与珍贵。
这批圆形构图的作品集中创作于1943年到1944年间，它们不仅在孙宗慰的作品体系中独树一帜，在同辈画家间也很少见。由历史原因而偶得的灵感，却成了画家独特的标志之一。而孙宗慰在创作中也充分发挥了圆形构图的特点来进行布局。《青花瓷罐与红苹果》是一幅静物画，圆形外轮廓与圆形的罐子、苹果、盘子相呼应，方形格纹衬布则由左上至右下斜穿过背景，制造出纵深空间。而《戴红头巾的妇人》则是少见的全侧肖像。画中身着白色皮草、头戴三角形红色头巾的妇人占据了画面的右侧，暗色背景中高楼和烟囱隐约可见。妇人神情淡然，显得古典庄重，而简约的背景中又带有城市元素，颇具时代气息。可以看出，在这两幅作品中，画家都在有意减少画 面 元素，同时将内容进行概括整合，以使圆形 构图 更加集中紧凑。
不同的作品，一样的孙宗慰红
孙宗慰用色浓郁又沉稳，善用纯度和明度的色彩对比，辨识度极高，特别是在高纯度颜色的使用上，十分大胆。红色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之频繁，尤其值得关注。孙宗慰独特的红色与他西行写生的经历密切相关，他的红色融合了敦煌壁画与少数民族服饰的用色特点。在他所作的多幅少数民族服饰颜色及装饰图案示意图中，孙宗慰都会特别标注出红色的使用方式。这些视觉素材都被转化在了他后来的画作中，从表现众多人物的《蒙藏人民歌舞图》到圆形构图的《梳妆》，从刻画生活场景的《庭院里的阳光》到戏剧学院执教期间的《戏装人物》，贯穿了他的艺术生涯。孙宗慰的色彩体系之所以独特，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颜料制作的研究。早在西行写生时期和抗战时期他就已经开始自己制作颜料。在青海塔尔寺工作之余，孙宗慰曾向寺内僧人学习制作画布、颜料和装帧的技法。 ① 1958年大跃进时期，戏剧学院的学生还在他的指导之下生产过油画颜料。 ② 自己制作颜料虽然繁琐，但也使得孙宗慰能够在创作中根据需要来调配用色，从而逐渐自成体系。
在《戴红头巾的妇人》与《青花瓷罐与红苹果》中，头巾和苹果都用了典型的孙宗慰红，醒目却不喧宾夺主，与画面的其他部分相得益彰。这归因于他的红色并不是单一颜色，而是多种红色的复调，如在《戴红头巾的妇人》中，暗部是沉稳的枣红，亮部则为朱红混合了海棠红，整体看上去则呈现出迷人的绛红色调。而在《青花瓷罐与红苹果》中，几个苹果也是以不同色相和冷暖的红色加以表现，塑造出了体积和空间。而为了与红色配合，孙宗慰在两幅画中都使用了白色和深褐色来调和。这不仅使整幅作品的色调和谐统一，又使画面更富有层次感。
孙宗慰的作品中红色的使用不仅在视觉上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仿佛带有某种更为深刻的历史意涵。当联想到创作《戴红头巾的妇人》与《青花瓷罐与红苹果》时的抗战背景后，不由得使人感到这一抹红色在残酷现实中振奋人心的作用。它们也成为了后人理解孙宗慰艺术创作风格的不可多得的例证。
注释
① 《孙宗慰百年绘画作品集》，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2012年，第219页。
② 同上，第271页。